应该说，王肃司令员的牺牲是一个意外。但是，这个不幸的消息让黑河的土匪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红色武装在黑河的定海神针如今不复存在，几乎一年来被压着打的日子结束了，他们有机会再次夺取黑河城这个北疆重地，重新开始无法无天的日子。

不能说这种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王肃司令员的牺牲的确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他牺牲后，1946年6月15日王乃康、杨青山率匪部袭击黑河门户瑷珲。守军原有黑河军分区第六和第七两个连，但都属于新部队，多数是本地人，尚未完成政治教育，而且知道王肃司令员牺牲而军心动荡。在土匪或内外勾结，或以亲戚关系喊话瓦解面前，这两个连被瓦解，瑷珲陷落。土匪借此获得了很多武器、弹药和车辆，一时间，周围匪帮纷纷来投，名号十分庞杂，有“双侠”、“九龙”、“花蝴蝶”、“靳扒皮”、“老靠山”等不一而足，兵力增加到600余人，号称八百。王乃康等因此气焰嚣张，疯狂至极，认为我黑河军分区失去总指挥官，在此前的战斗中一连受创，又丧失了六、七两连，可以乘机攻入黑河进行劫掠，因此，决定对黑河发动攻势。事后查明这伙土匪根本没有根据地思想，也明白无法久占黑河城，只希望借此打出一个有价值的“投名状”从国民党方面获取政治利益，并且通过抢劫城市鼓舞士气。“胡子”虽然没有什么战略思路，但这种入城大抢的鼓动来源已久，当年各路流寇便是借此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的确让土匪们血涌上头，摩拳擦掌。6月17日，王乃康作为谋主，一面派人通知活动在逊克一带的刘山东匪帮协同行动，西进夹攻黑河，一面派出部分匪徒化妆潜入黑河作为内应，一面率领杨青山、罗大胡子等匪帮乘坐8辆抢来的大卡车，从瑷珲扑向黑河。

或许由于气焰嚣张，匪徒们这一次没有采取土匪活动惯常在夜间或拂晓组织进攻的方式，而是在6月18日上午开始了对黑河的攻击，出发时土匪们高呼：“拿车到黑河抢东西呀！”“打开黑河随便拿！”等口号，自以为以众凌寡，此战必克黑河。

然而，土匪们实在不了解红色军队的特点——作为一支有崇高思想觉悟的正规军，一名高级指挥官的牺牲固然是重大损失，但不会动摇整个部队的作战和信心。反而是王肃司令员的牺牲，使黑河部队义愤填膺，他们在岳林专员等军分区领导的指挥下严阵以待，毅然决定坚守黑河。

黑河军分区驻扎在黑河的部队原有一连到五连（其中三个连编成警卫第一营，另两个连为司令部直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其中骑兵连和机炮连兵员较足，训练时间长，装备好，属于主力。王肃司令员牺牲前，调动张继成参谋长率第一连和若干地方治安部队到南线加强保卫孙吴通道的作战，后转入对刘山东匪帮的作战；第五连驻扎在罕达气清剿关作舟残匪，第一营营长张泉山率傅振林的骑兵连、机炮连的两个排在靠近嫩江的地区活动。因此，当土匪袭来的时候，黑河军分区在总部的兵力其实并不多，军事干部级别最高的是营教导员郭甫章，部队只有董成指挥的二连（骑兵、步兵各一个排，共约70人）、吴景春指挥的三连（又名新二连，总兵力60余人）、何学东指挥的第四连（70余人）、机炮连教导员景春荣指挥的该连一个排（加连部约40人）、王文彬指挥的2个公安中队（共计120余人），以及供给处警卫班、医院的轻伤员等，总兵力400余人。岳林和李冷斋等军分区领导便以这支部队在黑河布防，严阵以待。在岳林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军分区领导人们分析了形势，认为黑河城内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干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有易守难攻的楼房，在外面人民军队有大量的剿匪部队可以回援黑河，因此，应有充分信心守住黑河。为了更加有力地与土匪作战，黑河地工委发动群众，将怀孕及体弱的女干部和在黑河养伤的嫩江军分区夏副司令员等重伤员用汽艇送至江对岸暂时安置，其余官兵进行了战斗动员，大家同仇敌忾，发誓为王司令员报仇，为黑河人民而战。

1946年6月18日上午，抵御土匪的黑河第二次保卫战，在第一次围城不到半年之后，再次爆发。

黑河是一座北临大江，并无城防工事的城市。面对数量优势的匪帮，400余名的部队很难将黑河城防守得面面俱到。岳林专员等亲自带领一个连驻防公署大楼，做出了分点驻守，各路部队相互支援的作战方案。但是，上午9点，不等部队就位，战斗便比预期更早地发生了。

当时在黑河军分区一营营部担任上士（当时民主联军曾实施非正规的军衔制）给养员的张丕列回忆：“6月18日早饭后，营教导员郭甫章同志命我带一辆马车去拉给养、弹药。我们刚到供给处，也就是现在的印刷厂办理领东西手续，只见第二小学方向群众大乱，都没命似地逃跑，我们顿时都警觉起来。”